学校是20世纪中国画教育的主体，但历代杰出的国画家不是通过学校，而是通过非学校的途径培养的。"非学校教育"即师徒传授结合自学的教育形式，和学校教育相比，它有短处，也有长处。过去我们只讲它的不足，对它的优长很少关注。我以为，要理解中国画教育的特殊本质，改进学校的中国画教育，重新认识非学校教育——亦即传统中国画教育形式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没有进过美术学校的画家
本世纪的中国画专门教育，是以培养国画家为目标的。1906年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开办图画手工科，1912年刘海粟、乌始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（后改上海美专），以及相继成立的苏州美专、武昌艺专、国立北京美专（后改北京艺专）、国立艺术院（后改杭州艺专）以及中央大学艺术科（后改艺术系）等各种美术院校系科，都开设中国画课。1949年后的各类美术院校，也无一例外地开设国画系或国画专科。近百年来，学校出身的国画家比非学校出身的国画家多，但成就卓著者，却比后者少。不妨先看一个名单：
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萧俊贤、陈师曾、姚华、金城、吴观岱、汤涤、吴征、陶冷月、陈半丁、王一亭、冯超然、吴征、程璋、萧谦中、王梦白、俞原、俞明、贺天健、吴湖帆、郑午昌、朱屺瞻、吴华源、郑师玄、丰子恺、刘海粟、刘奎龄、樊少云、于非闇、陈之佛、丁衍庸、溥儒、溥雪斋、祁昆、溥松窗、胡佩衡、马晋、汪慎生、秦仲文、潘天寿、汪亚尘、张大千、张书旗、王个簃、诸闻韵、诸乐三、钱瘦铁、张石园、陆俨少、徐燕荪、黄君璧、颜伯龙、李苦禅、江寒汀、钱松喦、唐云、关良、谢稚柳、吴茀之、赵少昂、蒋兆和、吴镜汀、赵望云、叶浅予、林散之、陆抑非、刘凌沧、何海霞、陈缘督、陈少梅、秦古柳、郭味蕖、陈子庄、黄秋园、田世光、俞致贞、张其翼、梁树年、白雪石、启功、王叔晖、梁琦、崔子范、张仃、方济众、刘继卣、黄胄、黄永玉、宋文治、程十发、江兆申、黄般若、邓芬、卢子枢、卢振寰、来楚生、吕寿琨、方召麐、赖少其、赵松涛、孙克纲、赖少其、亚明、韩羽……
这个远不完全的名单上的画家，都不是美术学校或是非中国画专业系科培养出来的。
也许有人会说，陈师曾、姚华、陈之佛、丰子恺、张大千、傅抱石不都是留学日本吗？是的，但陈师曾学的是博物，姚华学的是法律，丰子恺到日本十个月，主要学语言和木炭画、小提琴等，张大千学的是染织，傅抱石学的是美术史。陈师曾真正师法的是萧俊贤、吴昌硕以及沈周、石溪等明清诸家；姚华、傅抱石均自学于古人；张大千前后受业于他的母亲、兄长、李瑞清、曾农髯，再临摹古人；上面没有提到的岭南三杰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，他们的中国画基础都根出于广东画家居古泉而非东京美术学校，至于徐悲鸿、林风眠等，也没有读过中国画专业，更是人们所熟知的。
非学校、非中国画系培养的中国画家在总的力量对比（质量）上不亚于学校培养的中国画家，学校的中国画教育至今没有培养出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潘天寿、张大千、傅抱石、吴湖帆这样的大画家，是不容置辩的事实。
师徒——自学模式
非学校中国画教育依循的是"师徒-自学"模式，如潘天寿所说："学习中国画，自古以来都是师徒传授加自学。"和学校制比较起来，师徒制有诸多显而易见的局限，如缺乏集体教授与集体学习的环境，课程与教学方法不够规范，教学内容与范围相对狭窄，学生容易被老师的缺点所误等。另一方面，传统师徒制多受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，学生不能像学校那样方便地接受民主思想和现代知识的教育。但师徒制并非如其否定者说的都是"封建教育"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师徒-自学方式培养了一代一代的艺术家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而这些经验与古人对中国画本质、特性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深刻反映着中国画教育的规律。
中国画程式性强，讲究"理法"，师徒制比学校教育能更具体地传授老师对理法的独特理解与把握；中国画又是特别需要灵性和悟性的艺术，最忌刻舟求剑式的死板记忆和数学公式般的划一，师徒制相对易于因材施教，诱发学生的灵悟。中国画有诸多门类、诸多流派、诸多风格、诸多画法，学校教育较为强调它们的一般性，师徒制相对强调老师本人最拿手、最熟悉的风格与画法，有利于从一点切入和深入，求得对中国画本质较为专精的把握，古人所谓"凡学者宜执一家之体法，学之成就，方可变易为己格。"应即此意。当然，师徒相授的关键是老师的见识、素修和能力，没有好教师，教不出好学生。在这点上，与学校教育并无区别。
在古代，如何"学"比如何"教"更受关注。五代荆浩在总结唐人绘画时，说"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，项容有墨而无笔，吾当采二子之所长，成一家之体"。这种扬长避短、力超前人的态度与方法，受到美术史家郭若虚的肯定。宋代刘道醇以理论形式提出的"师学舍短"，被后人称作"千古不易"之论。这表明前人对师徒制中的师生关系，早就有睿智的看法。至于自学，包括如何学做人，如何在艺术上进行选择，如何学习画理与画法，历代画史画论的论述不胜枚举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，是主张转益多师之说。中国美术史上的那些大画家，包括近代以来的任、吴、齐、黄、潘、张、傅等等，几乎都是经过师徒相授又转益多师，才获得成功的。师徒相授—转益多师（主要通过自学）—自出机杼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美术教育的一大特征。20世纪各类学校的中国画教育，大大疏远了这一传统，变得更加看重派系师承，甚至演为近亲繁殖——徐悲鸿学派和新浙派，莫不如此。
毫无疑问，师徒-自学模式不能取代学校教育，但学校教育应吸取师徒-自学模式的长处以改进自己。如推行兼有师徒制因素的工作室制、异师制等。对中国画教育来说，这也许具有战略性的意义。
【白岩松：信仰缺失下的迷茫（深度好文）】
一：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，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；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；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；为了钱，可以随时欺骗，只要于己有利，别人，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。理想，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。
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，而是随处可见。
没有办法，缺乏信仰的人，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，便无所畏惧，便不会约束自己，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，就会为了利益，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。
有人说，我们要守住底线。但早就没了底线，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，又谈何守住底线？可守的底线在哪里？
一天下午，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，突然间，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，鸣笛要我们让路，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，于是，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，在车过我们身边时，摇下车窗痛骂一番。那一瞬间，我惊呆了：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。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，面容姣好，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，然而，这一瞬间，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。
被指责的同时，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，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。因为我和她，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而且有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。我们都无处闪躲。
二：如果是简单的坏，或是极端的好，也就罢了，可惜，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。
医生一边拿着红包，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，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；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，坚决应试教育，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；官员们，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，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，正事也干得不错，难怪有时候百姓说：“我不怕你贪，就怕你不干事！”
其实，说到我们自己，怕也是如此吧。一半海水一半火焰，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，谁，不在挣扎？
对，错，如何评价？好，坏，怎样评估？
岸，在哪里？
三：有人说，十三亿中国人当中，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，比如选择佛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或伊斯兰教，还有一亿多人，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，再然后，就没了。也就是说，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。
这需要我们担心吗？
其实，千百年来，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，在这方面，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，有求时，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；成了，去还愿，仅此而已。
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。不管有文化没文化，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，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。
于是，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，追求天人合一，尊重教育，懂得适可而止。所以，在中国，谈到信仰，与宗教有关，更与宗教无关。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，但可能，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。
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，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，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。这个时候，改革拉开了大幕，欲望如期而至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。
于是，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，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是制造者，却也同时，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。
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？
四：钱和权，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，说白了，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。
曾经有一位评委，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，发出了一声感慨：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，而只是宝马和别墅？
其实，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，而是时代的问题。人群中，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，夜深人静时，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，看一看自己的眼睛？
权力，依然是一个问题。
个人崇拜减少了，可对权力的崇拜，却似乎变本加厉。
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，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领导面前，下属变得唯唯诺诺，绝对没有主见？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，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，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。
其实，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？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，可能并非如此。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，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，为何不这样做？
但问题是，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？
五：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，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。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，而成功等同于房子、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。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，实现起来难，像新的三座大山，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，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。
青春应当浪漫一些，不那么功利与现实，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。房价不断上涨，甚至让人产生错觉：“总理说了不算，总经理说了才算。”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，总理急了，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。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。
至于蚁族们，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，或许都在重听老歌：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……”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或许逃离北上广，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？
浪漫固然可爱，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，浪漫，在如今的青春中，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？
如果一个时代里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，这时代，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？如果人群中，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，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？
信仰缺失，为什么而活就成为了一个问题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大家深思过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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